经过军号联络，对方回答是红6军团第50团。廖汉生和钟师长立即奔上山去，与第50团团长郭鹏、政委彭栋才握手相见，然后帮助他们把山上山下的部队收拢起来，带着他们向军部靠拢。
第二天晚上，第9师和红6军团第50团到达印江县木黄镇，廖汉生让钟师长安排宿营，自己跑到军部报告情况。推门进屋，见贺、关首长正在和几个穿灰布军装的人交谈。经贺龙一介绍，才得知这几人是中央代表任弼时、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、军团政委王震。
几天后，两支红军到达南腰界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师大会。红3军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，第7、第9两师改为第4师、6师。
红6军团远道而来，物资装备损失很大，红2军团从物质上给以支援。红2军团刚刚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，缺少有经验的政治干部，红6军团便从政治上给以支援。中央代表任弼时到红2军团担任政委，红6军团政治部整个搬过来，又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到红2军团担任师、团政治干部。
红6军团的袁任远调到6师来当政委，廖汉生改任副政委。廖汉生对此毫无怨言，在廖汉生眼里，袁任远是一位年长的大哥和尊敬的老师。袁任远是湘西慈利人，与廖汉生是邻县同乡，论年龄，比廖汉生年长13岁；论文化，袁上过大学，廖是高小毕业；论资历，袁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，廖入党仅1年；论工作经验，袁当过多年的师政委和师、军、军团政治部主任，廖当师政委不足3个月。廖汉生虚心向袁任远学习，甘愿当好助手。后来，袁任远调走了，廖汉生才重新担任了师政委。
红2、红6军团会师后，并肩战斗，以第6师为先锋，挺进湘西，攻占永顺县城。而后两个军团在永顺县龙家寨摆下口袋阵，打垮了敌军3个旅。接着，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，两军团出击常德、桃源地区，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。
1935年3月，廖汉生被调至红2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当部长。组织部的几名干事都是从红6军团调来的，廖汉生团结大家一道工作，在管理军团党务和干部的工作中不分亲疏，唯贤是举，工作十分出色。
廖汉生了解到任弼时政委的警卫员余秋里，曾经当过连队政治指导员，在湘赣苏区红军学校深造过。于是，他向任弼时政委提议：“现在部队扩大了，干部很缺，是不是把余秋里调出来，到团里当干部？”
任弼时同意了，组织部把余秋里派到第6师第18团担任党总支书记，不久又当了团政委。
在湘鄂川黔苏区反“围剿”的一系列战斗中，组织部除了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团员为粉碎敌人“围剿”而斗争外，还要随时准备上火线，代理伤亡干部的工作。廖汉生部长在短短的3个月里，两次受命到第4师代理师政委。
6月初，红2、红6军团在湖北咸丰县忠堡包围了敌军1个师。战斗进行当中，第4师政委方理明和第6师第18团团长。政委相继负伤，部队进攻受挫。军团政委任弼时把廖汉生、贺炳炎叫到面前，下令廖汉生到第4师代理政委，贺炳炎接任第18团团长职务。他俩受领了任务，转身奔向炮火纷飞的战场，组织部队向敌军阵地发起新的进攻。这一仗，红2、红6军团歼灭了敌师部和1个旅，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。
忠堡大捷后一个多月，第4师政委方理明伤愈归队，廖汉生又回到组织部当部长。仅仅过了几天，红2、红6军团在宣恩县板栗园伏击歼灭敌第85师。战斗中，第4师师长卢冬生、政委方理明身负重伤，廖汉生再次受命代理4师政委，投入战斗。
8月间，红2、红6军团从桑植出发，出击临澧、津市、澧州地区。第4师在大堰当与敌第26路军激战，廖汉生和代理师长金承忠各率回个团把敌军打垮，而后指挥部队乘胜追击。就在廖汉生观察战斗进展情况时，突然一颗子弹飞来，击中了他的头部，他顿时昏死过去，被抬下阵地。
一个多月后，廖汉生伤愈出院，军团首长没有叫他回组织部工作，而是派他到第6师担任了政委。
1935年11月，红2、红6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，开始了万里长征。在万里长征路上，廖汉生凭借着马灯、簧火、月光，逐日记下了那一段段艰苦卓绝的历程。十分遗憾的是，这些宝贵历史资料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全部丢失了。
1935年11月，一个秋风瑟瑟的日子，廖汉生和红6师师长郭鹏踏着泥泞，匆匆赶到桑植县刘家坪一栋木屋里，出席红2、红6军团的师以上干部会议。
众人围坐在堂屋的一盆炭火旁，听贺龙、任弼时等首长部署突围计划。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了陕北，第4方面军滞留在雪山草地，长江以南只有红2、红6军团这一支主力红军孤军坚持。蒋介石调集了11多个团的正规军，从四面八方向湘鄂川黔苏区围攻上来。敌军采取堡垒战术，严密封锁，步步紧逼，将我军逐渐压缩在苏区中心的狭小地带，企图一举消灭。苏区一天天缩小，形势一天天严峻。
因此，红2、红6军团决定实施战略转移，跳出堡垒区，进行运动战，在湘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。
会后，廖汉生和郭鹏回到第6师，传达党的决定，着手进行各项准备。
凭着多年反“围剿”斗争的经验，红军指战员都看得出来：这一次突围与以往不大一样，出去后还能不能回来、何时回来很难讲。估计会走得很远，离开的时间很长。离开家乡，离开父老乡亲，离开亲手创建的根据地，每个人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。
出发前5天，正巧是廖汉生24岁的生日。第6师驻地离他的家不过几十里，骑马也就是个把小时的路程。他很想抽空回去一趟，看一看家中的亲人。
廖汉生自从参加革命后，家人们跟着他吃了很多苦。1933年5月贺民英游击队在洞长湾遭袭击时，妻子和怀中的儿子被反动派抓去，受尽折磨，廖汉生的母亲东拼西凑弄了一些钱，托人把她们母子赎了出来。1934年春节前，部队从廖汉生家附近经过，他向贺龙军长请假回家，原想在家里住上一晚，可是仅仅吃了一顿晚饭，就得到消息；乡团防队的朱照环要来抓他。他吩咐家人出去躲避一晚，自己赶回部队了。第二天，他得知昨晚妻子带着孩子躲出去了，母亲不肯走，弟弟、弟媳留下陪她。拂晓时朱照环果然带着团防队来了，围住屋子一阵乱枪，弟媳跑出来被打死了。
廖汉生顿时怒火满腔，找到关向应政委，要求带一个连回去报仇。关向应没有给他人，也不同意他回去，严肃地说：“队伍马上要出发，你不能回去！”
他只好憋着一肚子火带着对家人的担心跟随部队出发了。
从那以后，又是一年多没和家中亲人见面了，廖汉生从别人的口中得知：儿子在东躲西藏的生活中不幸夭折了，妻子、女儿跟着母亲，老少三代三个女人相依为命。红军这回一走，她们的命运肯定是凶多吉少。
廖汉生思念家人，但是他又懂得自己作为师政委，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部队的情绪。他顾不上回家道别，忙着给部队进行思想动员，检查突围准备。他的妈妈和妻子听到消息，翻山越岭走了大半天赶来为他送行。
苏区的群众知道红军要远走了，很多人赶来看望自己的子弟丘
廖汉生曾在地方上打游击多年，第6师有不少战士的亲属都是他的熟人，他们纷纷找到师部，对他说：
“汉生，我的儿子交给你了，你要照顾好他呀！”
“汉生，我的丈夫交给你了，你要带他活着回来呀！”
这些情真意切的托付，使他不能不一一应承下来：“放心吧，有我廖汉生在，就有你们的亲人在！”
他对自己的母亲、妻子和亲戚们说：“红军走了，白军会来的，苏区人民又要吃苦了，请多保重。不管我们走到哪里，总有一天会回来的！”
没想到，这一走就是数万里，一别就是几十年，很长时间连个音讯都没有。
抗日战争中期，廖汉生在延安从贺龙那里再次得到家人的消息时，传来的却是妻子早已被人打死的噩耗。大家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，因为她是贺龙的亲戚、红军干部的妻子，早就有人想整死她了。后来，贺龙的妻子薛明给廖汉生介绍了一位同在延安工作的四川妹子，两人结婚了。
没想到，全国解放之际，随着家乡的解放，廖汉生又得知前妻没有死，还活着！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后，卖到外乡给别人做老婆了。贺龙派人把她接出来，又送到西北的青海与廖汉生见了一面。两人相见，千言万语却难以开口，往日深情却难以再续。这是反动派给廖汉生造成的家庭悲剧，也是相当一批红军战士的家庭悲剧。
全国解放后，许多长征老战士纷纷回到家乡，看望久别的乡亲，寻找离散的骨肉，祭奠死去的亲人。然而，廖汉生却很多年没有回去。
俗话说：一诺千金！长征出发前廖汉生对来队的乡亲们许下的一句承诺，使他从此背上了一笔沉重的感情债，压在心头几十年。在艰苦的长征中，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许多同志先后牺牲了，有些人连怎样牺牲的、牺牲在什么地方也很难说得清楚。当年参加长征的数千名桑植籍指战员能够活到全国解放的寥寥无几。1955年授衔时，桑植籍的高级将领只有一个元帅、一个中将、一个少将。